晚清的第五大日记
导语：日记作为一种重要的传记资料，往往可以从传主日常生活中折射出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因其独特价值被人誉为近代“四大日记”。而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日记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堪称晚清的第五大日记。
翁心存历官丰富，担任过广东、江西学政，大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顺天府丞，工部、刑部、兵部、吏部、户部尚书，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等职，其日记也相应反映出道、咸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重大事件，兹举两例可窥一斑：
津门夷务自上月十七至今匝月矣，有胜有负，或战或和，肉食者谋之，外人皆不得知。惟见羽檄交驰，使车骆驿而已，以不事张皇为镇定，以豪无准备为机权，朝野恬嬉，若不知寇在门闼者，读“园桃”之诗，不禁拊膺太息也。(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
廿九日巳正安定门守城官兵已撤退，午刻开门，恒祺持令箭先驱，夷酋即率马步队千余名入城。至门扎住，登城在二层门楼插立黄蓝旗帜，少顷即下。旋有白夷数百名登城，在五根旗杆上悬红长旗一面，红十字白旗一面，城上下皆用夷兵把守，夷酋令步队夹道站班，率马队前进。(马上携小炮，甚灵便。)百姓观者如堵墙，夷人亦任之，并不拦阻。……申正后安定门闭，夷兵在城外者仍退回地坛内驻扎，坛墙已拆毁，内安炮位，外挖濠沟，京师之民闾阎不惊，市肆如故，奇哉，千古未有之事也。(咸丰十年九月一日)
这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打天津和侵入北京时的记载。若非翁心存的日记，我们很难想象民众对时局的隔膜和对政府的漠视居然到了如此地步。
翁心存每赴一地，均于路程远近、驿站设置、地理风貌、谷价低昂、兵防水利及一切时事详细记录，翁氏日记还详细地记录了各种礼仪制度以及土木工程修建的具体过程，可以为研究清末地理风俗、农林水利、礼仪制度、建筑工程等提供诸多参考。而其所载柳如是、程恩泽、刘熙载等名人逸事，可以为研究人物传记提供宝贵资料。
翁氏日记于天象记载十分详细，是气候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南京大学徐雁平先生就曾利用翁心存日记，统计出19世纪北京年平均沙尘天数达22天，纠正了学者据《翁同龢日记》得出的10.4天的'结论。可以看出，翁氏日记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翁氏日记手稿藏于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进行过影印或整理，且字迹潦草，整理难度很大。这次张剑先生不畏艰难，沉潜国家图书馆，将其整理出来，并编制了人名索引，为读者利用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毋庸置疑，《翁心存日记》的整理出版，是非常重要的近代文献整理成果，对近代政治、文化研究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晚清四大著名日记
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 日记 》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
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
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 节日 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两三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仿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当然十分难得，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
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三册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著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皇皇巨著。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三卷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淫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案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猛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糊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明史讲义的介绍
《明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晚清四大日记没有异议，那么民国四大日记都是哪些
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
历经十三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600608,股吧)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三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为什么实际考古之后没有发现
考古学家找到传说中的夏朝了吗
澎湃新闻 杨炎之2016-06-06 07:27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曾感叹道：逗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地这也就是说，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查阅的史料与可资问询的贤才都十分匮乏，毋庸说后代。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突破，即依靠详实可信的实物来重塑三代信史的可能。从20世纪初疑古之风的盛行，到走出疑古时代的喧嚣渐息，其中最为关键的桥梁正是考古。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国的考古人是否已经找到传说中的夏朝看为此，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三代考古背后的故事。
孙庆伟教授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顾颉刚先生是民国时期逗古史辨地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最初是怎样走上逗疑古地道路的看是否受到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等人的影响看
孙庆伟：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关于顾先生早年的心路历程最重要的材料就是他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就连顾先生自己晚年回忆时，还能体会到当年写这篇《自序》时的畅快淋漓。我在《追迹三代》中有过详细的分析，我认为这篇《自序》值得每一个学文史专业的学生认真去读，用心去体会。至于顾先生究竟是如何走上 逗古史辨地的道路的问题，这篇《自序》就是最好的回答。
孙庆伟著《追迹三代》
总体说来，顾先生的成就和他的个性、所处的时势以及境遇有很大关系。首先，顾先生的个性十分鲜明，具体体现在两点：一是治学时的逗独立之精神地，二是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则对问题难有兴趣，更难以深入，而如果囿于前人，不敢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的局限性就很大。正是因为顾先生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才会对成说有所怀疑，才会以全新的视角去钻研。
顾颉刚先生
其次，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清末民初处于大的社会转型阶段，新旧更迭剧烈。在这个大背景下，顾先生这一代学人受到很传统的私塾教育，拥有良好的旧学根底；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潮流喷薄而出，又接受到新的学术思想启发，也使得他们能产生新的观念。顾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就有机会听章太炎和康有为二人的演讲，而章、康二人在治学中都夹杂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们对传统的学说抱有很大怀疑，尤其是康有为，学术成了他实施政治抱负的工具。章、康两位的观点对顾先生的冲击很大，埋下了后来疑古的种子。
最后是他的境遇，顾颉刚出身于一个普通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早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后来却因经济问题中途辍学，这也成了老人家的一个心病。所以当他儿子考上北大后，纵使经济不很宽裕，也全力支持顾颉刚在北大念书。
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很幸运地结识了胡适先生，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他后来走上古史辨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胡适的影响。虽然日后两人的人生道路迥异，但终其一生，顾颉刚还是视胡适为终身的恩师，即便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从顾颉刚的日记和文稿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把胡适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胡适对顾颉刚的培养并不像现在研究生培养中有很明确的培养计划。与此相反，恰恰没有，都是一些很随机的事件，主要是配合胡适自己的工作，比如他让顾颉刚做助手去查阅一些资料、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等。但因为顾颉刚具有常人不可及的钻研精神，使得他在做一个简单的工作时也会引出无数个问题，这样他就越钻越深。到了1923年，便提出逗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地观，引起当时学界的地震。
因此，顾先生走向疑古是多方面造成的结果，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并不是刻意的安排。我们从《顾颉刚日记》中记载的早年经历来看，也看不出他受到了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影响，更别说逗尧舜禹抹杀论地了，李学勤先生曾在一些文章中指出这一点。
澎湃新闻：顾颉刚早期曾认为逗大禹为虫地，但他并没有否认夏朝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看后来他对夏朝的认识有没有发生变化看
孙庆伟：顾颉刚提出逗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地，主要针对尧、舜、禹在文献中呈现的次序，他们出现的时代与所见文献的年代正好是一个反背，所以他对逗禹地究竟是人还是神产生了疑惑。但顾先生从没有质疑过夏王朝存在的合理性，只是对大禹的属性有所怀疑。他更倾向于逗禹为神地，这个观点到他晚年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在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该书的署名虽然写的是顾颉刚和刘起釪二人，其实主要工作是刘先生做的，该书依旧将大禹的神性看得很重，刘先生是逗宗地 顾先生，书中的关键性问题一定是尊重顾先生看法的。
顾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其实是禹和夏为什么会发生联系看若他是神，如何会和王朝发生联系看顾先生就从文字出发，从《说文解字》上找根据，《说文解字》认为逗禹地字和虫有关，所以推测逗禹地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文献中又有夏代铸九鼎的说法，所以禹就和夏王朝发生联系了。虽然后来顾先生放弃了逗禹为虫地的看法，但逗禹为神地的观点没有变。
对于夏王朝，他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否认禹之后夏王的真实性。他还对夏代的都邑有过详实的考证。而夏人的都邑又有多处，所以他提出要用考古学的办法来证实，弄清它们到底是什么性质。
澎湃新闻：1925年逗中国考古学之父地李济在汾河流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考古活动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探索夏文化看那么，他调查的依据是什么看
孙庆伟：很多学者都说李济去晋南调查和后来西阴村的发掘都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未必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讲呢看因为李济此次发掘是以清华大学和美国的弗利尔美术馆共同合作的名义去的，经费也是由弗利尔美术馆提供，发掘结束后他在给弗利尔美术馆递交的英文报告中，讲到为什么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写道，逗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地。我认为李济这么写无非是想突出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未必很明确是奔着夏都去的。
李济先生
事实上，我们看他当时的调查报告，其中对他每天的行程都有着非常详实的记录。他确实到过传说的逗禹王陵地，但在李济先生眼中，那只不过是一个大土堆，究竟是不是陵墓都很可疑，更别说它是大禹的陵墓了。而等他到了西阴村，看到了满地的彩陶碎片，他的调查就结束了，因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目的呢看就是寻找一处有彩陶的遗址，这就是他的目的，与寻找夏都没有关系。
要了解李济晋南之行的学术目的，要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出发。1921年安特生发掘了仰韶遗址以后，又到了甘肃的河西地区进行调查，很快就提出了逗中国文化西来说地。此后，仰韶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安特生的观点究竟是否正确，这是中国学者首先要做出回应的，所以李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是一个接受过严密的西方科学训练的学者，让他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禹都，对李济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他的同事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但在李济看来，这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
顺便可以谈到一点，现在大家都把1926年李济在西阴村发掘视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但实际上，李济1923年在南开教书的时候就去新郑的李家楼发掘过，因为那里的大墓被盗，丁文江先生给他筹了一点儿钱，他就去新郑李家楼发掘，只不过没呆多久，只挖了几个探坑，听到土匪要来的消息，他就被吓跑了。虽然这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发掘，但是如果说李济的第一次发掘，那确实是在新郑，后来他不也写了《新郑的骨》么看
而且李济去李家楼的时候，也不是单纯因大墓被盗而进行的逗抢救性发掘地。他去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看当地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那时的李济满脑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为什么看就是因为他要回应安特生的观点。当然，新郑这次发掘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远不能与西阴村发掘相比，不过，我个人认为李济在晋南的调查和发掘一定不是冲着夏文化去的。
对于逗仰韶文化西来说地，李济先生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再予以回应。我们现在讲逗中国文化西来说地，似乎都归结于西方学者的偏见，事实上，从清末以来很多中国学者也主张逗中国文化西来说地或逗中国民族西来说地，最典型的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因为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人在当时被视为东亚病夫，极度缺乏民族自信，所以一些学者就愿意说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这样才可以说我们与西方民族在族源上是一样的，在种族上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是有这种心理在其中的。周予同先生1941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当时清末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都加以罗列，可以详见。
安特生等人在整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
而李济先生有一个特点:科学主义至上，非常讲究实证和科学。这点从他的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到美国最早攻读的是心理学，后来改为社会学，最后才是人类学。他为什么从心理学变成了社会学，就是因为他觉得心理学不够科学，他要学个更科学的学科。包括1970年代编的《中国上古史》，他还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
澎湃新闻：随着1928年殷墟开始正式发掘，商代史中的诸多问题得以实证，这也使得寻找夏文化成了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最核心的使命。如今普遍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偃师二里头曾一度被我国考古学界判定为商汤的西亳，这是什么原因看
孙庆伟：寻找夏的问题，是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使命，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而且就学术本身来讲，因为殷墟的发掘确定了晚商的信史地位，因此很自然地就要往前去追早商和夏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问题与1950年代郑州的考古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因为何呢看因为我们知道，要找夏文化，首先就要确定什么是最早的商文化。1952年在郑州南郊发现了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学术界公认二里岗期的商文化要比殷墟早，但是具体早多少考古学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考古学是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既可以比殷墟早一百年，也可以比殷墟早两百年。
可几乎在同时，1956年同样在郑州，又发掘了洛达庙遗址。考古学者认为这也是商文化的遗存，但是它和二里岗、殷墟的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出现了三种类型的商文化——殷墟、二里岗和洛达庙，这三个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考古学者当时的认识就是以洛达庙为最早，二里岗其次，殷墟最晚，即一个商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三段，所以当时河南的安金槐先生就提出，这三类遗存分别相当于商代的早、中、晚期。正好这一时期又在郑州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岗阶段的商代城址，所以安金槐先生很自然地就把郑州商城定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的隞都。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 正式发掘，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有一部分和洛达庙很像，按现在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至少后两期和洛达庙很接近。所以当时学者就想，它和洛达庙很接近，那它就应该是商代早期的遗存了，而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很大的宫殿，这与文献中所记载商汤的西亳在偃师可以对应。这便形成了一条很完整的证据链，无论年代、文献，还是文化面貌都对上了。所以学者就提出二里头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的观点，这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被普遍接受。
为什么这个观点后来又发生改变看这和邹衡先生是分不开的，邹先生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提出这样的认识，简单来讲，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是同一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不能从中一分为二，二里头的三、四期不属于商文化，而属于夏文化。如果文化面貌改变了，那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就自然发生改变，二里头遗址逗西亳说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安金槐vs邹衡
说来也巧，邹先生提出这个观点是1977年，刚提出的时候很多学者都不同意，尤其是主张二里头遗址逗西亳说地的学者，于是双方发生了很激烈的学术争论。但是没过几年，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又发现了一座商代城址——偃师商城，这座商城从文化面貌上讲与二里头遗址有所区别，它的地理位置比二里头遗址更符合成汤西亳的所在，而它的文化面貌与郑州商城最早的商文化接近。所以当时一大部分主张二里头逗西亳说地的学者都纷纷倒戈，认为尸乡沟的这座商城是西亳，而承认尸乡沟商城是西亳，实际上就是承认二里岗期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也等于就是承认邹衡关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是正确或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从本质上讲，偃师商城西亳说就是将早商文化向后压了两期，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始后退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二里头遗址卫星影像（上）与偃师商城鸟瞰图（下）
澎湃新闻：邹衡先生最早把二里头定为夏，他的依据是什么看这中间也牵扯到著名的考古公案逗亳都之争地，您能否为大家简单介绍下看您对此争论有何看法看
孙庆伟： 为什么邹衡先生能提出这种看法看这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一开始他的看法和当时主流观点是很接近的，邹先生1956年从北大毕业，研究生期间在郭宝钧先生的指导下做郑州发现的新材料，他把郑州二里岗新发现的商文化做了系统的研究，又与殷墟商文化的早晚关系、分期等都做了比较。
1957 年，邹先生在北大当老师，和宿白先生一起去河北邯郸发掘，在邯郸他也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遗存，但那个时候他对这批遗存的性质并不清楚。1959年他又去了洛阳王湾遗址发掘，而王湾有二里头文化一类的遗存。邹衡先生学术起点是商文化，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就在一直思考商文化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看邹先生在论证夏文化的时候其实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研究商文化，因为只有把早商文化确定了，他才能确定什么是夏文化。
经过他的系统研究，认为郑州二里岗其实是商代早期文化，而非多数学者认定的商代中期；比郑州更早的，像河北邯郸，也就是太行山东麓地区的遗存，他认为是先商文化；二里头遗址也比郑州二里岗早，但文化面貌不一样，所以他判断这应该就是夏文化。因为比商早的既可以是商的，也可以是夏的，还可以是其他族群的文化。
邹先生研究时有一个绝招，就是对出土器物做大量的器类统计，在统计的基础上就能得出一个很好的认识。比如他发现二里头最主要的炊器是夹砂深腹罐，而郑州二里岗是以鬲为主的，如果它俩同属一个文化，为什么会从罐变为鬲呢看而太行山麓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也是以鬲为主的，所以邹先生认为郑州商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东边，而不是西边。
二里头文化的夹砂深腹罐（左）与二里岗文化的陶鬲
那么邹先生这种逗以文化来定城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看这是因为考古学研究解决不了绝对年代的问题，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在郑州二里岗挖出比殷墟更早的文化，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具体年代呢看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碳十四测年，但碳十四测年有它的局限性：即便测出来比殷墟早，但文化属性不确定的话，也不能判断它是夏还是商，而且碳十四测年有误差。第二个就是通过某个媒介把这个问题解决，邹先生经过分析，他认为郑州商文化是早商文化，但是如何证明呢看邹先生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郑州的商城是商汤的亳都，如果这里是亳都的话，这里的商文化自然是早商文化，所以他才一直强调逗郑亳说地。
而事实上逗郑亳地在文献中并没有依据，因为文献提到过西亳、南亳、北亳等，但逗郑亳地是邹衡先生自创的概念。为什么他要提出来这个郑亳说看就是要解决商文化的年代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邹先生确确实实是从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可他需要给这个结论找一个切实的证据，告诉大家它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反过来讲，如果单纯根据历史地理的考证，只根据它的地望而不考虑它的文化面貌，那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是考古学研究。
邹先生提出逗郑亳说地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当时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实事求是讲，逗郑亳说地确实有它的不足之处，最大的短板就是没有传世文献的依据。而且，一旦提出逗郑亳地说，就意味着要把其他几个亳都特别是西亳否定掉，邹先生当然非常清楚，他是怎么否定的呢看
当年的逗亳都之争地可谓大咖云集
邹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去过鲁西南做工作，发掘了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在早商时期豫东和鲁西地区没有商文化的分布，特别是没有大型商代城址的存在，以此来否定汤都在此区域的可能性。但严格说起来这个推论是有瑕疵的，因为考古发现是有偶然性和局限性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便认为它不存在，这就有点像古史辨派的学者，过度使用了默证——逗以不见为无有地。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就很相信亳在商丘，但这一区域是黄泛区，东周时期的城址都被埋在10米深的沙土之下，更不用说早商时期的遗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亳的问题远没有到画上句号的时候，并不能排除将来在豫东找到亳的可能。
现在学术界通常说逗北大是郑亳说的大本营，而社科院考古所是西亳说的大本营地，这种看法大致没错，因为在北大包括邹先生、李伯谦先生都是持逗郑亳说地的。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述应是逗北大是反对西亳说的大本营地，反对逗西亳说地并不一定就主张逗郑亳说地，比如我们的刘绪老师，可以说反逗西亳说地的主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刘老师并没有著文从正面论述逗郑亳说地，我推测这是有深意在内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逗郑亳说地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豫东的问题不解决，逗郑亳说地就不是定论。现在考古学上找到了的几座商城，能不能把亳的问题一网打尽看就我个人来看，远没有到这个时候。张光直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豫东的考古工作只是刚开了个头，可惜因为他的去世而工作中断了。所幸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同行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值得我们期待。
澎湃新闻：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曾发表过他对夏王朝的看法，其认为二里头可称之为逗二里头国家地，但它是不是夏朝还要保守来看。而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先生也认为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那么您对二里头的看法是什么看它是否就是夏王朝的国都，或者是夏文化中的一部分看
孙庆伟：罗泰教授的观点实际上是说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便不可以认为二里头就是夏，从道理上讲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觉得还得结合中国考古学的实际来讲，举个例子，殷墟甲骨发现以后，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是可信的，他进而说因为《殷本纪》的可信，那么《夏本纪》所载夏后的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可到今天为止，谁也没发现夏代的甲骨。
我们从考古学上看也是如此，考古学能解决什么问题看它能解决文化面貌的不同问题，那么从文化面貌上证明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早于早商，或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它与早商文化前后相继或略有重叠，而它的分布区域又是文献所载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这是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说成夏文化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们在考古学的研究中是不是必须要以文字作为最后依据看如果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要以文字为依据，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因为二里头没有发现文字，甚至早商也没有发现说它一定是商代早期的文字依据。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的信史还是殷墟。
但我想多数学者并不这么看，因为考古学可以通过自身的方法论对一些学术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应该是考古学的学科优势，而不是它的劣势，考古学的主要价值就体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研究上。
我理解许宏先生与罗泰先生是不一样的。许宏先生这两年反复强调讲二里头究竟是夏是商，主要是缘于他认为在考古学层面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夏、商文化的问题，具体来讲，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和它的一、二期能不能分开，或者说，二里头文化能不能一半是夏文化，一半是商文化。这实际上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观点的重新审视。
为什么会这样看这实际上是考古学研究方法和局限性所决定的。简单来说，两类遗存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分为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差异到何种程度可以划归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类型，再差异到何种程度是同一类型的不同期。严格来说，考古学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研究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属性、类型和分期都有争议，只不过不如夏文化这么引人注目，无人关注，无人较真罢了。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有人将它分为两个文化，但分法各异。其中一部分人说第四期属商，一、二、三期属夏；还有人说第一期属夏，二、三、四期属商；当然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二期属夏，三、四期属商的看法。那么你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文化差异到多大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将它划为两个文化看且不说夏和商的问题，比这更关键的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可操作性，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操作规范得出不同的看法，所以表面上似乎是夏商争论的问题，事实上大家不是按照统一标准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在不同的平台上对话，何异于逗鸡同鸭讲地看
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将近一百年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得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夏鼐先生写过两篇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文章，但都是很宽泛地讲了些原则问题，至于具体如何量化，夏先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张忠培先生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我理解其实就是要解决夏先生未解决的问题，里面讲了若干原则。但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些原则意见，等到每个研究者具体研究时，就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有原则也等于是没有原则，大家各行其是。
所以在如今的研究之中，只要遇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定性，分类型或分期时，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存在。只要遇到和族属挂钩的时候，或者遇到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更会暴露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三代时期，夏、商、周、秦、楚等无一例外。是因为它们很特殊么看其实不然，它实际上反映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规范性，由此而引发了随意性，这个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整个考古学界去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考古学研究恐怕会逗永无宁日地。（文/杨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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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才情》（余英时）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PU9Qgezmw9WeBKNMZcPdQ 密码：k7n2书名：未尽的才情作者：余英时豆瓣评分：8.4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年份：2007页数：192内容简介：本书是余英时教授为《顾颉刚日记》所写的序言。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绩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汉。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学者，毕生与古籍为伍。作者从《顾颉刚日记》里头意外地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型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於学、政、商三界。另一个更意外的发现是，与大家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顾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後面，他还拥有激汤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後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这两大意外的发现，使作者感到必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业、为学、与为人。作者简介：余英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师承钱穆、杨联升，著作等身，作育英才无数。2006年获颁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
知道刘起釪这个人不，学历史的？
博通古史经籍学的领军人物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据悉，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养老院里每况愈下的老人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位95岁的历史学家已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了。 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带我回北京啊！”……我看了觉得好心酸…… 查看原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