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文/寒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扎根农村干革命”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口号，当时轰轰烈烈响彻在祖国的大地。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奔赴农村，奔赴遥远的边疆。
我于1976年初也随着这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大军来到农村插队。虽不像北京、上海那样大城市的知青都去了云南等边远地区，可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心里总有些不舍和离情在里面，加上那时年少，流泪自然也是有的。当时我们知青组有10名女生，6名男生，加一个粮食系统（我们都属于粮食系统的子女）带队的工作人员，一共是17人。不说带队的，我们年龄都在17虽至22岁之间，现在看来就是一群孩子，可当时我们都自以为是能够独立大人了。
初到农村，自然有很多的不适应，只做饭吃饭便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刚到农村时，生产大队为我们组配备一个村里的村民帮我们做饭，也只是过渡一下，时间不长就撤走了。随后，那个带队的老师也走了，接下来，一切自力更生，两人一组轮流做饭，其余全部上工。分管我们知青组的是大队的民兵连长，连长很严肃，大家都很怕他。那时都年轻，又加上刚到农村对农活还不适应，劳动一天下来，疲乏、困顿、劳累，一起袭来，总有些吃不消的感觉。有时早晨该上工时却很难醒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全组上工迟到，连长当着全体社员（那时就叫社员，现在应该是叫村民）语调平静表情严肃的对我们说：“该收工了，你们回去吧！”看似平静却是一脸的威严，含着不满、气愤和批评，平静的语气中透着震慑力，当时我们真的很怕，也很羞愧,毕竟是我们错了。自那起，我们再也没有再迟到过。
平时我们知青组都被留在大队部干些农活，比如，在果园管理果树，为果树施肥，浇水喷洒农药，苹果熟了的时候摘苹果。还有就是和社员一起打机井，修水库。在那靠工分吃饭的年月，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当地的社员融为一体，同甘苦，共患难。到了农忙季节或是遇到干旱，我们就会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小队。在三夏大忙季节，也就是麦收季节，没在农村待过的可能不知道，麦收季节应该是农村一年当中最忙、最紧张的季节。俗话说：三秋不如一夏忙，三夏不如一秋长，可见这个季节时间性非常强，抢收抢种（即抢收小麦，抢种玉米），时间非常紧迫。如遇干旱就得挑水浇玉米。挑水，那可真的是不轻松，记得第一次挑水，一个下午下来，肩膀疼的不敢动。第二天扁担上肩，居然痛的眼里直流泪。农忙时，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得夜战，收工后，有时累得饭都不想吃。夜战时，只要有片刻的休息，在地边坐下就能睡着。
本以为到了冬季，农田里没有了农作物，农活少了，可以轻松点，其实不然。在大雪纷飞的冬季，我们依然顶着刺骨的寒风上工，整理农田，运土肥，修堤坝等，总之有干不完的活。那时的冬天好像出奇的冷，寒风夹着细碎的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手冻得又疼又麻木，握不住农具。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们接受着历史赋予我们那代人特有的考验。哭过，笑过，努力过。我们互相鼓励着，一起走过了那一段特殊的岁月。而对自己的未来却依然充满着迷茫。
在下乡的第一年，也就是1976年，那一年里还发生了两件令人终生难忘的事:
第一件是：7月28日03点42分在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记得在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正赶上生产队搞夜战沤绿肥（音），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知道沤绿肥是什么，就是将一些树叶什么的用泥埋起来，使其腐烂后作为农肥使用。我们知青组都参加夜战，等回到宿舍时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大家都疲惫的躺在床上睡去，而我却因一件现在想来好笑的事而久久不能入睡。那时人去世了都实行土葬，火葬才刚刚提倡，27日那天村上一村民去世，是大队部的拖拉机拉去火葬场火化的，我们知青组和大队部是前后院，那辆大队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就放在大队部院内，即在我床铺的窗子外面，换句话说，就是和我的床只是隔着一扇窗，由于天气热，窗子是打开的，也是因为那时年龄小吧？总之是很害怕，那晚一直想着拖拉机的事，惶惶不安，恐惧得不能入睡，就在我高度紧张时，突然天摇地晃，门窗乱响，还以为自己所担心的事发生了，真的是闹鬼了，慌忙用被子蒙起头将自己整个身体紧紧裹起来，就在这时，我旁边的一名女生惊呼：“不好，地震”然后我们十名女生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宿舍，大地依然在晃，我们十名女生在院子里围在一起瑟瑟发抖，紧张过后才发现我们是那么的狼狈。七、八月份，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劳累了一天又夜战，大家很疲乏，每个人都穿的很少，慌乱中，大部分女生什么也没来得及带就跑了出来，其中我做饭的搭档，也是我比较要好的同学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什么都没想起带，光着脚却将床边一双沤绿肥时穿的沾满泥土、脏的不能再脏的鞋提了出来。事后，我们还一直拿这件事取笑她。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睡着的缘故，算来还就是我比较清醒，在往门外冲的同时，顺手将一床被子带了出来，也是我们这十个女生唯一能遮丑的一件物品。在这期间，男生宿舍唯一的男生刘林（其他五名男生回家探亲）却没有出来。事后，有老乡问他为什么不跑出来？不怕吗？他对老乡说：“怎么能不怕呢？我想慌乱中，女生一定没来得及穿衣服，我出去她们会尴尬。我只能趴在桌子底下”。淡淡的几句话，折射出他人格的魅力和伟大，这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女生的尊严。他的举动，怎不叫人感动，叫人敬佩？那么平常的一个人，平时在女生眼里，他是那么不起眼，甚至对他还有些不屑抑或反感，可在生命遭到威胁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女生的尊严，他对女生的尊重让全体女生感动，他的形象在女生的心目中变得生动高大起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他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整个知青组便住进了大队部用木头和谷子的桔梗为我们搭建的地震棚。也是有生以来住过的最特别的房子，就这样一直住到天冷了，才又惶惶不安的又回到宿舍，可依然担惊受怕，没办法，知青组只能分组排班，两人一组夜间值班。记得那时值班时，每组都会将一个酒瓶倒置在洗脸盆里面，只要稍有晃动瓶子就会倒下发出声响，以便在余震到来时能在第一时间逃离宿舍。想想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第二件事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们正在山坡上的地里面干活，突然广播（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设施，只是在村子不同方向的山坡上装有广播喇叭，高高的挂在电线杆上。以便传达大队部的信息和收听广播）里传来了低沉的哀乐伴着播音员悲痛而哀悼的声音：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敬仰和崇拜几乎到了极致。他老人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那么深厚，听到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天塌地陷的感觉，感觉这个世界立刻昏暗了下来，虽然那时年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是很理解，可会感觉有群龙无首、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担忧，尽管那都是多余的。最重要的是对这样一个伟人的陨落所特有的痛惜和不想也不愿面对的事实。总以为他老人家真的能万寿无疆。
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下工后回到宿舍，没有一个人吃晚饭，整个宿舍哭声一片。然后，大约到了晚上9点多钟的样子，我们全体女生一起去商店，敲开了早已下班的商店的门（那时不论在哪里，对我们知青都还是能网开一面的）买了黑布，连夜我们自己赶制出黑袖章，第二天早上上工时，只有我们知青组全体同学整整齐齐人人都佩戴着黑袖章，肩扛着锄头，眼睛个个哭的红红的，忍着悲痛继续着我们的劳动。
回忆往事，如过眼云烟。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是镰刀锄头、炎炎烈日、寒风刺骨、还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纵然有夕阳西下时的芳草斜阳、有夜幕来临时的袅袅炊烟、有蜿蜒崎岖乡间小路，可日复一日的劳累，已经吞噬了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情趣。当然也有同学间的相互关照，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情，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但更多的是泪水、汗水和泥泞。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们挥洒着自己的青春。这一切谱写了一曲我们青春岁月的歌，凝成了我们那一段特殊岁月的蹉跎。
时光匆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了，我们各奔东西，年华如流水般逝去，当年的青葱少年，如今也都已是知天命的年龄，不论我们在哪，不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最终的连结，那就是我们都有着共同的回忆，都有着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是我们那代人身上特有的标志——这是佩带在我们这一代人胸口上的共同徽章。当年的一切来去匆匆。但知青——这一注定属于我们的历史，将永远镶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以知青的名义，我们都倍感一份特殊的、解不开的情结，历史成就了我们那代人特有的一段经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财富。从前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有。无论走到哪里，用我们特殊的知青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将永远屹立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也将永远印刻在我们那代人的心中。
写于2009年7月
知青岁月的那些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持续十余年。据今半个世纪多，教育影响了几代人，他们中间的姣姣者，成国之栋梁，国之强矣，人民幸也。
回顾过去，不忘初心，知识青年在广大农村的历炼，给农村送去新思想，新知识，在农村生活生产的实践中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理想信念。
逝者如斯，知青岁月的那些亊让人难以忘怀也就不足为奇了。
陕西省宜川县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侧记
2022.3.8日手机随拍
请问知青上山下乡在什么时候发生
要考查知青上山下乡的由来问题，首先要定义好知青二字。文革以来直至今天，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和潜意识里的概念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
而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知青”的范围应该还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过去有人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知青”。另外，也有少数人把原属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毕业生，含糊地叫做知青的，比较准确的理解应为“社青”，或“回乡青年”为好。
因为，共和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离开城镇，到农村去就的现象，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早已经存在。
那么，知识青年倒底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上山下乡的？以及倒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出现的？
从最近《老年生活报》刊登的冯都同志的一篇文章找到了些答案。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冯都同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起了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可以与冯文相佐证的有：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
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始于1955年8月。
当年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人。
他们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9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意：这里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今天我们平常表达上的真正意义上“知青”，他们原就是农村户口，没有选择在城市就业，而是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如人们常说的“社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知青问题所作的“最高指示”，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知青和社青的问题，起码与后来在文革中发出的最高指示含义有行不同。虽然在68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把这条最高指示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成为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二
分析以上这些材料，可以初步说明下面几点：
1）、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的封锁；以及缺乏对治理一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经验，向苏联“一面倒”，一切向苏联学习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选择。所以，当年组织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向苏联学习的，或者说是受苏联的启发而实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组织、促进、实施、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未名曾在《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一文中写道：“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共青团的宣传媒体《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3）、当时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面对每年大量毕业的高小生、初中生，要全部解决他们的就业，的确是勉为其难。而动员暂时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4）、知青上山下乡初期的目的。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急于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5）、当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员，总体上来说是维持在当年中的一个较小的数量级，更多的从小学、中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学生则是参军入伍，或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或就业在工矿、手工业领域、商业等各种渠道中。
所以，当年即使已到了农村去的知青，在生活上有困难，或有问题，也只能是点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文革中老三届学生全部下放，以及后来连续几年大规模的下放青年学生，数量达到了上千万人之上，所能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暴发出来的能量和复盖面，远远所不能比拟的。
6）、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随着“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起，尤其是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而暂时堰旗息鼓。当时甚至出现了农村户口人员重进城的现象。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中央对经济政策作出了果断而大刀阔斧的调正后，才又出现了一个工厂工人和城镇居民“到农村去”的高潮。
关于五十年代和文革后出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多少年后的1981年，国务院的知青办有一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看法，主要内容为：
“十月 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注：摘自未名《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
这个总结基本上符合客观事实，也比较公允。请注意文中的说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说到了事情的点子上，并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年知青也发过牢骚，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岂不更好？
“指导思想偏了”，能带来后面的工作正确？文革后开始的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大错特错之事物！遗憾的是，这个经验教训让国家花了巨额的资金，知青们则是付出了宝贵的青春代价才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