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杀妻案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哪些问题
佘祥林杀妻案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以下问题：一、命案必破、不切合实际。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必定会有一部分命案难以侦破。国内外的刑侦实践表明，对命案能够达到70%—80%的破案率，就是了不起的成绩，“命案必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二、刑讯逼供、累禁不止。虽然刑诉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现实中基本破案的压力、和侦查手段的落后，刑讯逼供仍然大量存在。三、司法不独立。司法没有完全独立，司法机关办案会受到各方面的干预，以导致法院不能独立、客观的作出判决。
佘祥林杀妻案法律评析
佘案侦查，肇始于一起无名女尸案。通常来说，此类案件侦破，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查明死者身源，这是前提;二是准确认定作案人，这是关键;三是依法收集、运用证据，这是保证。而佘案的错误，恰恰就出在这些环节上：
（一）确认死者身源错误
侦破无名尸体案，首要一环是查明身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揭示因果关系，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佘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死者身源开始的。此案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此后不久，4月11日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由此，警方推测死者可能就是张在玉。但这仅仅是一种侦查假说，其确切与否，尚需通过侦查活动加以验证。验证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组织知情人辨认，二是进行指纹、血型、DNA等物证技术鉴定。此案中，由于无名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条件非常不好。因而，辨认时须注意核对尸体细微特征，必要时必须进行DNA鉴定。
但遗憾的是，侦查人员未经深追细查，就草率认定死者系张在玉。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完全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在这种疑漏百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本应进一步予以核查，如：扩大排查范围，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尸体进行DNA、血型检验等，以寻求更多确认依据。但侦查人员既未做DNA检测，也未再开展调查，即在女尸出现后仅6个小时就草率作出结论。由此，一步错、步步错，其恶果不仅仅是冤枉了佘祥林，还贻误了另一种正义——那无名女尸案至今谜团未解。
（二）认定嫌疑人错误
在确认死者系张在玉之后，查找和认定作案人，就成了侦查的中心任务。根据因果链条，案件主角佘祥林开始进入警方的侦查视线。据张在玉亲属反映，佘祥林曾有外遇，二人夫妻关系紧张，时有斗嘴、吵架之事发生。据此，公安机关将佘祥林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并于1994年4月11日将其拘留审查。
我们知道，张在玉并没有死，所谓“杀妻”纯系子虚乌有。但在当时情境下，对侦查人员而言，佘妻被害却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也是开展侦查的前提。但即便如此，要认定佘祥林系命案疑凶，至少亦应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杀人动机;二是有作案时间;三是具备作案工具条件和现场遗留物品条件;四是具备犯罪、痕迹物证条件。
但对佘而言，由于他既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上述条件应完全不具备。比如作案时间，在警方提审时，佘曾反复交代在张在玉出走当晚，他从凌晨两点半到六点钟一直在外面寻找妻子，其间曾经搭乘过两次路过汽车。而且通过警方调查，佘搭车的司机也证实了佘的说法。 那么，警方认定佘系疑犯的依据是什么呢？主要一点，就是佘曾有外遇、夫妻关系不和，可能有杀人动机。但仅凭此点，最多只能引发心理上的怀疑，连提出“作案人假说”都不够。警方却据此实施抓人、拘留，实在是粗疏、草率。
（三）侦查取证错误
嫌疑人确定之后，侦查进入深入阶段，收集证据成为核心任务。上面已说过，佘并未实施作案，亦未去过埋尸现场。因而，按常理，他既不可能作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亦不可能遗留任何痕迹、物证。因而，只要侦查人员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就可以消除其嫌疑，避免错案发生。但由于取证错误，不仅没有解脱佘祥林，而且几乎把冤案办成了“铁案”
凡冤案必有刑讯，佘案也不例外。佘被拘留后，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如此“车轮战”，最终迫使佘祥林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招供。5 但佘毕竟未作案，因而依然说不清埋尸地点、作案工具等现场情况。此时，冤案另一元凶——指供、诱供便粉墨登场。在侦查人员不停地体罚“提示”下，佘祥林最终作出了与现场基本一致的虚假供述。
除口供外，侦查人员还弄虚作假，炮制了其他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上面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6 还有所谓“行走路线图”及“指认现场记录”，无不是在侦查人员的诱导、提示下形成的，是典型的虚假证据。
（四）运用证据错误
侦查的最后阶段，是要审查、判断证据，并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最终形成侦查结论，以决定是否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审查、判断证据任务有二：一是对单个证据逐一审查判断，鉴别证据真伪，排除非法证据;二是对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以判明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能否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这是侦查的最后关口，将最终决定案件质量。
从佘案看，虚假证据、非法证据比比皆是，而且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存有明显矛盾。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8 也就是说，在证据上，佘案是“疑案”，根本未达到法定的“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侦查终结标准。
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的正确做法有二：一是继续开展侦查，直至查明全部案情;二是坚持“疑罪从无”，及时对佘祥林解除羁押。遗憾的是，由于有罪推定作崇，再加上外部破案压力，侦查机关已失去了反思、纠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