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①，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③。”
【注释】
①道．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引导的意思，一说是领导、治理，与“道千乘之国”的“道”相同。此从后解。
②免：免罪、免刑、免祸。
③格：纠正。
【翻译】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解读】
礼制与法治的区别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刑罚只能避免人们犯罪，并不能让他们生出犯罪可耻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但是，若是用道德诱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能恪守正道，民心归服。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道德教化和以礼治国要比苛政刑罚高明许多。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德”和“礼”，“德”这里应该理解为道德自律，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行为准则，时刻都在约束着自己。“礼”是社会规范，是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做出的种种规定。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治理国家时，若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统治者的管理，不会生出二心。
孔子在此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君主虽然都采用“儒表里法”治国手段，但无论如何，对道德价值的宣讲和践行，对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有人认为孔子忽视了政令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德治的理想高于法治的境界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将他以德治国的思想放到现代，然后再与法制制度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其效果当然会更好。
在周天子统治的时期，社会运转主要是靠礼制加以约束的。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礼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纷颁布了繁苛的政刑，很少有人会用礼制安邦。但是，光有政刑，却不能教化民众，没有政刑更是无法管束民众。因此，孔子的这套理论确实不错，但因礼制烦琐而难行得通。所以，在企业乃至社会中，汲取礼制的合理成分，简化程序，并确保其严肃性，还是有极大价值的。
孔子曾与卫国的大夫孔圉讨论过治国之道，孔子说，用礼乐统治黎民百姓就好像用缰绳驾驭马匹，骑马的人只要握住缰绳，它们就知道怎么跑了。用刑罚统治老百姓，就好比拿鞭子驱赶它们一样，很容易失去控制，令骑马者受伤。当时，孔圉提出疑问，只有缰绳，没有鞭子，马儿怎么会怕人呢？若是这样的话，马儿反而会越跑越慢。若是对他们的这段对话加以仔细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孔圉主张以刑罚为主，礼乐为辅；而孔子则主张礼制，反对刑罚，体现出了其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孔圉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一些。不过，孔子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老百姓都接受道德礼乐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自然会太平无事。
总之，在本章中，孔子的观点还是十分明确的。若是统治者以德和礼治国，就能得到百姓的认同和亲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会提升不少。倘若利用刑罚和政令治理国家，虽然也能相安无事，但是民众对国家的感情却很淡，缺少相应的凝聚力。而最理想的政治形态，莫过于“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最完备的治国方针。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里阐述了用刑罚和道德两种方式治理国家对人民的影响，力主以道德治国，方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上述这句话中，“道”同“导”，指领导、治理的意思；“政”指法制、禁令；“齐”指整治，统一，约束；“刑”指刑罚；“免”指免于治罪、处罚；“无耻”指心里没有羞耻感；“格”指纠正的意思。整句话的大意是，孔子说：“用行政法令来治理国家，用刑罚来处罚有罪的人，人民虽然能极力避免犯罪，但并未认识到犯罪可耻，内心里未有羞耻感；用道德教化来治理，用礼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就会有羞耻心，并且会自觉改正错误从而达到治国的目的。”
孔子在这里举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儒家精神主张用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用法制和刑罚治理国家，人民虽然畏惧刑罚处罚，但内心并未真正信服，甚至有些人善于钻营法律的漏洞，逃避法律责任和刑罚处罚，并以此为荣，沾沾自喜，毫无羞耻之心，无法让人产生自律意识。然而用道德感化民众，用礼的精神来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如果做了违法之事，就会从内心里感到羞耻、惭愧，人们内心培养了自律的精神，做到人人有耻，避免违法乱纪行为，从源头上杜绝了人们违法的内心动机，不用等到刑罚制裁后才觉得自己错了。这样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儒家的主张在当今的社会看来，未免有些过于罗曼蒂克了。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管理方式多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有些处于乱世的朝代则用重典治国。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当代中国主张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相对于封建王权的“人治”来说较为先进，因为法律的制定较为科学，有较为正规的制定、颁布、适用的规则，杜绝了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等缺点。
从现实情况来，国家的法治工作不断完善，法律的科目越来越细，规章制度涉及范围越来越窄，从事法律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人员分工也较为精细，但社会上仍不乏铤而走险、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像道家老子所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
或许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轨迹可循的，以古为鉴、古为今用。《论语》中有句话叫做“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就指出，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来源都是思想问题，导正人们的思想是解决问题的首要条件，思想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德治国、以礼的精神教化人民，就是在做导正人们思想的工作，使人民思想纯正，使民风归于淳朴，使人民通过内心的自律来规范其外在的行为，或许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长治久安的治国目的。
居家必恭，执事有敬，与人忠
意思是：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出处：春秋时期孔子的《论语·子路》第十九章。本章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在家恭敬有礼，就是要符合孝悌的道德要求；办事严肃谨慎，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待人忠厚诚实，显示出仁德的本色。原文节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译文：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扩展资料《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语·子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