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原文及翻译
太史公自序原文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翻译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之间的本原而著述？’”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为《史记》末卷。
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及注释
太史公自序原文，翻译及注释如下：原文：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翻译：从前颛顼在位的时候，任命一个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一个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由于丧失职守而转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晋国去。晋国中军将军随会逃奔到秦国时，司马氏也迁居少梁邑。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担任太史公。太史公跟唐都学习天文，跟杨何学习《易经》，跟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做官时间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他怕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原意，而学习了错误的东西，于是就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主旨。《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変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阴阳家对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儒家以六经为法度。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所以说：“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阶只有三层，屋顶用茅草、芦苇往上一苫，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吃喝，用陶铏喝酒，吃糙米饭，喝藜藿汤。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声不能过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教丧仪，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代不同，时间变迁，办事不必相同，所以说：“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但他们的要点：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则说人人富裕，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不分别尊贵和卑贱，一律用法来判断，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德。”至于他们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往往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说：“使人名位不同，礼节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考察实际，错综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察究的。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但其语言难以理解。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以顺乎自然为办理原则。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物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不被物推于前，不被物牵于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的原因，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虚无是道的常规，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群臣一起来，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如果运用这些原则，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合乎大道，进入“混沌”的无知无欲状态。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大凡人能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因此，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而一味喊叫“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那么，由什么途径来治理呢？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事，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讲学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这一年皇帝开始建立汉朝的封禅制度，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发愤愤怒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河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后，你必定为太史；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实古事，不敢有缺。”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初一甲子，节气为冬至，历法更改，开始用太初历，在明堂向诸侯颁布。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盛世，辨正《易传》，接续《春秋》，遵奉《诗》《书》《礼》《乐》精义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壶遂说：“孔子时候，上面没有圣明君主，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空文，其裁断礼义，当作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具备，全部各得其所，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不不，不对。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纯厚，作《易》八卦。尧舜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兴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泰山封禅，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流布，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是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忘却先父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记的旧事，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并非所谓创作，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注释：太史公：《史记》全书称“太史公”一百多处，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称。颛（zhuān）顼（xū）：五帝之一。南正：上古天官。重：人名。北正：上古地官。黎：人名。序：掌管。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世代职掌周王室国史。司马：掌军事的官。典：职掌。惠襄：指周惠王、周襄王。随会：晋大夫。少梁：古梁国，被灭后称少梁。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错：司马错，秦惠王将。靳（jìn）：一作“蓟”。杜邮：在今咸阳东。华池：在今韩城西南。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徇（xùn）：攻取。诸侯之相王：诸侯互相称王。市长：长安四市的长官。五大夫：爵位名。高门：高原门的简称。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方士，曾参与制定太初历。杨何：汉初易学专家。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理论权威。建元、元封：皆汉武帝年号。愍（mǐn）：忧伤。师悖：师法惑乱之言。六家：指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核心思想。指，同“旨”，意旨，意趣。易大传：即《易·系辞》。直：不过。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省（xǐng）：省察，明白。术：法，道，引申为学说。祥：吉凶的征兆。忌讳：禁忌。失：违背，改变。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尽从：全部遵从实行。彊（qiáng）本节用：注重发展生产，节制用度。彊，同“强”。本，指农耕蚕织。俭：通“检”，咬文嚼字。正名实：指名称和实际相符合。动合无形：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不用耳目之聪明。此：指儒学。术：指道术。骚动：分散动摇，此谓消耗。四时：春夏秋冬四季。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大经：主要规律。六艺：即六经。经：六经本文。传：解经文字。累世：一辈子。当年：丁壮之年。椽（chuán）：柞木为椽。簋（guǐ）：椭圆形食器。刑：盛汤的鼎器。粝（lì）粱：粗粮。藜（lí）藿：泛指野菜。桐棺三寸：以桐木为棺，厚三寸。事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崇尊者。苛察缴绕：烦琐纠缠。反其意：寻思究竟。控名责实：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因循：犹顺应。成势：一成不变的势态。复反无名：复归于自然。龙门：山名，在今韩城东北。河山之阳：指龙门山南麓河曲。古文：先秦历史典籍用古体字书写。禹穴：在今绍兴会稽山，相传禹曾会诸侯于此。窥：考察。九疑：山名，在今宁远境内。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内。汶、泗：二水名，在山东境内。讲业：研习学问。乡射：古代练武选贤的礼仪活动。邹：古国名，今邹县。峄（yì）：山名，在今邹县南。戹（è）：同“厄”。鄱（pó）：同“蕃”，汉县名，在今滕州境内。薛：汉县名，在今滕州东。彭城：今徐州。梁：今开封。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略：行视。邛（qióng）：邛都，今西昌东。笮（zé）：笮都，今汉源东北。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封：封禅。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续吾祖：继续我祖上的事业。
